春天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。
我在人间开了一家小小的茶馆,就在洛京城最繁华的长街上。
茶馆不大,只有六张桌子,但胜在干净整洁,茶汤清亮。我每天早起烧水、备茶、擦桌子,忙忙碌碌地从早到晚。日子过得简单,却踏实。
茶馆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,叫“开口笑”。
路过的客人觉得这名字俗气,我听了只是笑笑,不解释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,这名字是什么意思。
我不再用言灵之力伤人。那些曾经悬在头顶的刀、钉在骨头里的钉、封在喉咙里的血誓,都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了。
取而代之的,是一些很小很小的祝福。
比如隔壁卖烧饼的老张头腰疼了半个月,我给他倒了杯热茶,随口说了句“喝了这杯茶,明天就不疼了”。第二天他果然活蹦乱跳地来给我送烧饼,说是睡了个好觉,起来腰就不疼了。
比如常来喝茶的李大娘丢了孙子最爱的拨浪鼓,急得团团转。我说“去后院的水缸后面找找”。她跑去一看,拨浪鼓果然卡在水缸和墙缝之间。
比如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在我店里丢了盘缠,哭得两眼通红。我给他免了茶钱,又塞给他几个铜板,说了句“放宽心,今年一定能中”。秋天的时候,他骑着高头大马回来,胸前戴着大红花,专门来给我送了一盒状元糕。
这些小小的“灵验”,让我在洛京城有了一个外号——“开口吉”。
人们说,茶馆老板娘嘴甜,说什么中什么,讨个彩头最灵验。
我听了只是笑。
从“乌鸦嘴”到“开口吉”,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,换了一群人。
这天傍晚,茶馆快打烊的时候,门帘被人掀开了。
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男子,穿着半旧的青衫,风尘仆仆,像是赶了很远的路。他的脸被晒得黝黑,手上全是茧子,不像读书人,倒像个跑江湖的。
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,要了一壶最便宜的粗茶。
我给他沏上茶,转身要去擦别的桌子,忽然听见他在身后轻轻叫了一声。
“师姐。”
我的手顿住了。
这个称呼,已经很久没有人叫过了。
我慢慢转过身,仔细看了他一眼。他的眉眼被晒得太黑,轮廓也比从前硬朗了许多,但那双眼睛——
那双曾经盛满了戾气和偏执的眼睛,如今只剩下小心翼翼的怯意。
“三师弟?”我有些不确定地开口。
他点了点头,喉结滚动了几下,似乎想说什么,又怕说错。他低下头,盯着茶杯里浮浮沉沉的茶叶梗,像盯着一件天大的事。
“我我不是来找你回去的。”他开口,声音沙哑得不像话,“我就是路过,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”
“路过”两个字说得太心虚了。从凌霄宗到洛京城,何止三千里路。他的鞋底都磨穿了,露出脚趾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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